Truth can be forgiven, but can not be forgotten.

为了谅解的纪念(三)

Wed, 18 Jan 2006 13:22:12 +0100

男权，同性恋及其它 Oct 28 2005

通常人们认为女为悦己者容，女人在乎外表，为了取悦他人。男性则加入到对可欲女性的竞争之中，优胜者取得战利品。女人作为男人的可欲对象被竞争的社会规则实际上既构成对女性的奴役，也构成对男性的奴役。因为这个竞争是不得不加入的，否则就有被排除在权力体系之外的危险，比竞争失败者的情况更为糟糕。不过，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人们都会把社会诱导他们去追求的目标当作自己想要追求的目标，所以不加入竞争的情形是极少见的。女人的命运也就因此决定，她们所能遇到的都是把对她们的俘获当作显示自己地位的男人，她们是只在可欲性上被评价的，所以这也成为她们知觉自己的主要方式。如果有女性希望他人欣赏自己内在的方面，那么她们这种反抗姿态很少能有好的结果，而常常成为在竞争中失败或不自信者的伴侣。这种男人和女人之间的游戏有着生物演化的遗留痕迹
，因为在高级灵长类动物的群体中，占优势地位的雄性以占有所有雌性并支配其他雄性与雌性之间的关系作为自己地位的标志。在漫长的人类历史的社会演化中，这种游戏的模式一直在持续着。这种通常的关系模式中男性被限制在规则中，即使暂时胜利也还要不断地去担心自己的地位丧失。女性作为被动和没有尊严的战利品境况就更糟。而所以出现这种对两性都构成奴役的规则，则在于其中的情欲模式的问题。

也许人们会觉得欲望很简单的就是生物特征甚至就是基因的结果，但这样的看法是不足以解释为什么会有同性恋，双性恋，甚至恋物痞。情欲的形成有生理基础，但更重要的是它是个人之间形成联系的一个重要动力来源，其形成与人的童年经历有关，是发展和社会化的共同结果。个体在发展过程中，通常会形成与遗传特征一致的第二性征，在社会化过程中逐渐习得和建立他们情欲对象的特征，他们与之接近的行为模式，他们之间的关系模式，以及相应的行为。这个过程可以是基于间接经验，也可以基于直接经验。常常这并不是可决然区分的，习得的结果虽然有想象或实际程度的不同，但都是指向一种意向对象。一般情况下，儿童在没有外部干扰时基因会调节其神经与内分泌系统以形成与之一致的第二性征，所以生物性别通常是基因决定的。在社会化过程中，人们会被按照他们的生物性别进行对待，于是通常人们的社会性别会和其生物性别一致。也存在一些例外，于是就会形成社会性别与生物性别不同的情况，但生物性别通常是遗传决定的。当一个人想要改变自己性别的时候，则通常是其社会化过程出现问题，形成了与生物性别不同的社会性别，于是想要改变生物性别以使其与社会性别一致。他们的情欲对象却完全可以是为其社会性别所指引，指向心理上的异性，生理上的同性。

如果人们之间的伴侣关系是基于互为情欲的对象，则这种自愿性将限制关系的范围，似乎不会出现以此为基础所形成的女性作为男性可欲对象及地位标志的社会规则。所以问题的关键在于：当女性被当作男性互相竞争的可欲目标的时候，她们进入到这种规则中的前提是她们的欲望仅仅基于自身的被需要，而不考虑对方是否是自己情欲对象。所以通常人们认为女性是被动的，女性会以男性的目光来评价自己身体的可欲性，并且评价其他女性的可欲性，似乎这是评价女人的唯一标准。在容格的原型概念中，每一个人的心理结构中都有着一个异性的典型形象（男性称为的anima；女性称为animus），这个原型将指引他们在现实中寻找自己的伴侣。于是我们知道，如果女性在伴侣关系中放弃考虑对方是否是自己的情欲对象，不管是否出于不得已，那么她们所满足的欲望就和其animus无关，而是以自己是否被需要作为唯一的考虑。这种欲望的满足是替代性的，因为她们没有按照其animus为指引，所以是使自己限于奴役的。这种替代性的欲望满足对于似乎是支配者的男性也成为一种限制，在于男性也无法按照anima去选择自己的情欲对象，而必须按照一种社会标准，似乎按照这种标准任何两位女性的可欲性是可比高下的。这种社会标准其实仅仅是女性的身体特征的评价，却因此使得人们认为这构成女性的最重要方面，完整的存在和内在的方面是被忽略的。男性在社会化过程中所习得的关于他们情欲对象的典型形象往往是各异的，而且也不全是基于身体特征的，只是在竞争中被压抑或遗忘了，而认为普遍可欲的就是自己想要的。所以男性在这样的规则中相对于女性似乎是支配者，但也不是按照自己的anima的指引在选择伴侣，他们最终也是感到不满的，即使是胜利者。

可以怎样来看待同性恋呢？难道存在一种在集体无意识中的同性的典型形象在指引个体的伴侣选择吗？容格似乎没有这样说，我也不能确切知道。但在很多情况下同性恋伴侣之间是有性别角色的分工的，所以也许同性恋也是以一个异性的典型形象来指引情欲对象选择，只是这个异性形象是投射到同性伴侣身上。有报告指出，同性恋可以被成功转变，而且是在减少混乱，促进个体心理内部一致的情况下。也许这说明，至少有一部分同性恋是以一个异性形象来指引情欲，当这个异性形象被投射到异性而不是同性的时候，个体可以获得更多的内部一致感和满足感。另一种可能是，同性恋的自我形象是与生物性别想反的，这个时候他的心理结构中的异性的典型形象就是指向同性了。这后一种情况一般也称为同性恋，实际上与想要改换性别者类似。

如果在一个人成长过程中其神经或内分泌系统的活动被操纵，则情形就变的复杂了。他的第二性征会和其遗传基因出现偏离，因为通常是基因调节形成其第二性征的神经与内分泌活动的。这个时候他的生物性别就有出现混乱的可能。在此基础上形成怎样的社会性别，或者能否形成稳定的社会性别也将成为非常不确定的。如果这种操纵发生在其成年以后，则他将可能拥有稳定的基于遗传的社会性别，却在生物性别上出现模糊。这种情形既与同性恋不同，也与通常的想要改变生物性别的人不同。他的生物性别中将带有不同于遗传的异性的特征，却不是他想要的，这与想要易性者想要改变其生物性别以与遗传相反不同。这也与同性恋不同，因为他的内在的异性的典型形象仍然投射到遗传上相反的性别。

有没有可能通过仅仅操纵一个人的生物性别改变其性取向呢？这种可能其实是不存在的。人在社会化和发展过程中形成的社会性别不是一个简单的身体特征，而是构成个体自我同一性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不足以使他成为想要改变性别者意义上的同性恋。人在选择伴侣时为他的内在的异性的典型形象所指引，而这个原形是一种集体无意识，不是他的个人特征的即时反映。而身体特征的操纵无法使个体把内在的典型异性形象投射到同性身上，所以也无法使他成为这种意义上的同性恋。但是无法否认，如果一个人不是以anima或animus为指引去选择伴侣，而是以希望自己为他人所需要的欲望来指引选择，则身体特征的操纵的确可能使他成为对同性来说可欲的，于是可能进一步想要成为同性所欲求的对象。前面已经说道，其实这种欲望不仅使自己无法满足，也使对方无法满足。可能由此形成一种陷所有人于奴役的社会规则。对于仅仅以希望自己被需要为欲望来指引情欲的人，身体特征的操纵似乎使其想要成为同性欲求的对象，却不是前面讨论过的同性恋。

上面所述的这种操纵所涉及的技术实际上并不高深。在变性手术之前就要采用类似的程序，虽然是为了达到很不相同的目的。当然为了做到隐蔽，也可以采取更先进的非接触的技术手段。可是有什么必要这样做呢？为了改变一个人的性取向，并且以为生物性别的改变就可以达到这个目的；为了使一个人声名狼籍，因为别人会误以为这样的人是同性恋；为了使他的心境变得混乱，如果他意识不到自己的深层的情欲指向，或者不知道何以产生这样的身体改变。可能的理由还有很多，但终究身体的操纵甚至不能改变这种属身体的情欲取向，至少对能够反省到自己深层存在的人是这样。这要感谢神使我们的存在基于灵魂，而不是身体。

我的性取向 Oct 29, 2005

听母亲说我很小的时候很会交女朋友的，而且有很多朋友。我已经不记得了，因为那是三岁以前住在我父亲单位附近的事情了。我记得的是自己小学低年级的时候，有一个很要好的女同学做朋友，后来她转学以后，我突然开始不和女生来往，而只和男生一起玩了。从时间上看这似乎就是Freud理论中从生殖器期到潜伏期的转变，而且我也的确感到他关于生殖器期的描述很多是符合事实的。了解这个理论的人都知道，下一次性的觉醒是从青春期开始的，就是小学毕业或初中的时候。我清楚地记得自己从小学毕业的时候就开始暗恋班里最漂亮的女生，到了大学阶段一直如此。当时班上多数同学最敏感的身份区分就是男生和女生，这是最美好也是最青涩的一种渴望的反映。恋爱都是被称为早恋的，在乎学业的人是不参与的，也许和大多数从农村到城里上中学的孩子一样，我也是如此，因为高考对我来说太重要了。但青春期恐怕没有人没有过相关的白日梦，而且走过很多城市之后，我一直觉得我故乡那个小城似乎有着世界上最美丽的女子。她们构成了我的anima。

大学的前两年我们的校园处在一个距城市较远地方，附近是农村和自然，那里我把主要时间拿来读书，学习。这种生活延续的时间非常长，直到不久以前，读过Ericson的理论以后我知道其实这是一个延长了的同一性形成期。我各方面的看法，对自己的定位一直在变化，对恋爱的看法也是如此，但从来没有考虑过性取向的问题。对我来相关的问题只是，我为什么必须和一个女子建立亲密关系，这种关系的性质是什么，它在我的生活领域中应当占有怎样的位置。仅仅在理性上考虑这些问题自然有其不足，在现实中我也很希望能够有相符合的对象出现，但实际上我不得不说这个环境其实很大程度上还是一个父权制的社会。我不愿意投入到一种对可欲女性的追逐中，因为仅仅从她们身体的属性来评价她们我感到对她们是一种侮辱，在她们自己也这么做的时候我还是不愿做同谋。这恐怕也可以在相当程度上解释我何以不能获得一定的地位，因为地位其实就是在这种竞争中获得的果实，而我却因为其不构成对我的真正需要的满足而刻意回避。社会认为一个人应当追求的东西在我不能认识到其意，并且能够按照自己认为应当的方式去达到之前，我感到难以成为我想要去追求的目标。人们通常就是通过追求社会认为一个人应当追求的东西来满足自己的需要，而不考虑这是否仅仅是一种替代满足，这种获得同一性的方法使我很感为难，而且我也怀疑所获致的是不是真正的同一性。

但最近一两年，性取向的问题的确使我感到一些困惑。我没有怀疑过自己的社会性别，内心的异性形象，以及自己实际上喜欢的只是女人，但看到别人的某些反应的时候我却感到困惑，有时候甚至是恼怒。开始我发现是女生看见我的时候会发笑，或回避，但后来我发现男生也有类似反应的时候就感到非常愤怒。起初我还以为这些男生是性取向指向同性的，后来渐渐发现不是如此，是自己身体的某些细微变化引起了这种麻烦。看过一些书，似乎提到雌性激素的过多分泌会使男性在一定程度上产生一些女性的第二性征。为什么我不是在青春期，大学期间，而是到了成年期以后才产生这样一种改变呢？我一直困惑不解，黄卷青灯的禅寺生活似乎从没有使和尚们丧失男性气质，而我的生活实际上还比前些年丰富了很多。我感到很可能存在为他人所操纵的外部原因，想要达到我还无法了解的目的。性取向被人误解是让我很不舒服的，不是因为我对同性恋有歧视，而是因为自己被误解，自己与他人的关系被严重干扰。虽然身体的操纵无法改变性取向，但某些人的操纵的确产生了一定的效果，虽然不一定是其想要的全部目的，也不一定是其所采用技术的全部效果。这种侵害是常识中没有的，因此难以被相信，却也因此更为不道德。在没有外部干扰时，人按照自己的自然本性所进行的生活才会是真正自由的。所以这种侵害应当立即停止，因为我有按照自己意愿生活的权利，和所有他人一样。

平静之下的卑鄙 Nov 6 ,2005

昨天刮了一夜的风，今天基本停了。树叶被吹落大半，秋天将要过去，而冬天就要来临。温暖而晴朗的周日的午后，一切都似乎平静而又庸懒。路上人们悠闲地走着，踩着掉在地上的叶子咯吱做响。能见度很好，蓝天下的远山清晰可见。

我也悠闲地走着，似乎一切都没有发生过。可是我明明知道，其实一切都改变了，我以及我对这个世界的理解。一切都似乎是平静的，我的内心也是平静的，可是我也明明地知道我的生命正在受到怎样的威胁，平静而悠闲之下又隐藏着怎样的卑鄙和龌龊。超市里的工作人员，我们的邻居，一个似乎值得去马路求爱的女孩子，甚至我们的朋友都可能有着其他的特殊的身份。他们的特殊身份及相互的关系构成了平静的世界之下的另一个世界，这使得常识的世界中充满了虚伪和谎言。高科技的手段使得很多伤害成为了无痕迹的事情，这些也是发生在常识之外的那个世界中。这个卑鄙的世界是在常识之外的，当其中的事情被讲述的时候人们都不敢相信，或者相信后又马上予以否认，因为相信是那样令人恐惧。人们通常都生活在常识之中，以为这是唯一真实的世界。于是当一个人在这个常识之后的世界中受到伤害的时候就很难维护自己的权利，因为难以使人相信这种伤害是真实的。

仔细思索，没有觉得自己曾做错了什么，所以对于受到伤害的原因我还是只能大概地猜测。这些年来我所努力的似乎不是个人的利益，但也忽视了对身边他人的关心。当时我毅然辞职来投考北大的时候，曾经对这里有着非常美好的想象，我以为我可以通过学术研究在促进他人幸福的同时得到自己的成长。我对周围具体他人的关心不够，因为我以为对一般他人怎样获得个人完善的思考足以补偿之。然而今天我不能不怀疑了，我所讨论的人本主义的心理学似乎不能适用于这个个人权利没有得到充分保护的环境，这个常识之外的世界占支配地位的社会。

我有时候很困惑，我不明白一个人生活在面具之下究竟有什么意思？难道以真实面目自愿交往不是人人想要的，不是更美好吗？难道一场真诚的谈话不比一场做戏更令人感到真正的愉快吗？似乎欺骗别人会使人感到满足，但良知难道不会隐隐地不安吗？任何人内心不是在真诚相见的时候更感到平静吗？当然任何社会都需要特殊工作人员，但如果这成为社会的大多数成员的生活，则这个世界就成为互相欺骗和伤害的场所，不再值得留恋。没有人愿意生活在这样一个世界中，甚至没有人愿意知道它的存在，但当这个世界可以支配常识世界时，则不去知道恰恰可能使自己永远成为被支配的。我多想回到常识世界中来，我多想遇见没有被支配的人，哪怕仅仅是简单的交往。但我发现我的周围充满了被设计好的场景，我找不到真实的人，我们被他们阻隔着。

我不知道可以怎样去改善处境，我甚至找不到愿意相信我和理解我的人。我不清楚未来将会怎样，但我知道我不过是实现神的荣耀的工具，他会指引给我道路，我相信。时候到了，结局自然也就来到。

苏州在见证什么呢？(Nov 29 2005)

说起来我也是今年四月才离开苏州的，可是这次回来的感觉却完全得不同了。我这次回来是来办护照的，我还不知道结果。十八天之中，我去过很多的政府部门，饭馆和店铺。我知道那个可以使我不引人注目的，可使我混迹其间的时候忘掉时间的江南小城已经不再。我看到了那样多好奇但有敌意的眼睛，那样多似乎正常却明显是伪装的场景，在我屡屡诧异于人们之间为什么那样被建构起隔阂和猜疑的时候，我也知道恐怕也有人感到怎样的操纵他人的快意。我嘲笑过这些努力的徒劳，在感到不被理解时也非常的忧伤。但每每夜深人静的时候，我却常常为这个苦难的民族默默的祈祷，自己现实的处境被我忘记了。

小桥流水依旧，道前街旁的临水的粉墙黛瓦依旧，护城河依旧。我没有去灵岩山，也没有去看太湖，我想也是景色依旧吧。我了解这种景致中所承载的传统士大夫的审美情趣，很大程度上这也是七年前本科毕业时选择来苏州的原因。我是一个热爱过这种情趣的人。东南吴地是儒家文明浸润最深的地方，可是才子佳人的故事，精致的私家园林，修齐治平的抱负都已经不再。即使在苏州，如果我们不把自己想象成生活在园林中的士大夫，我们还是不知道什么还可以称为中国。路边的公共汽车的候车亭都修成传统的样式，似乎可以引起我们的联想，但我却知道这无法诠释中国的涵义。

我们的先哲们以为在这个世界中就可以实现所有美好的东西，可是这样假定的时候就把后人们的目光局限在这个世界之中，现实的利益与权衡就成为道德实践必须为之妥协的界限。畏大人的儒家教训天然的使得每个人都不得不依附于一个权威。人被局限在世界之中，为利益和权力所左右。没有因理解而信任，而尊重，而欣赏。只有下级对上级的依附，只有听从命令，只有服从。因此有独立的道德判断，并且敢于以此指导行为的个人没有出现的可能。都是孩子，却在权力许可的时候肆意妄为，以为自己什么都可以做。杀身成仁的儒者似乎也是有的，但他们还是因为相信自己终将获得人们的承认。

当我走在平江路上的时候，我感到莫名的忧伤。修旧如旧的只是建筑和景致，但守护它们的那个士大夫阶层却消失得没有踪迹了。那个文明是一去不回了，我们回不到晴耕雨读，我们回不去那杏花春雨的江南。百年的历史是痛苦的挣扎的历史，儒家的中国在一个强大的基督教文明面前不知所措。西方文明我们在学习，却对其内核感到陌生，甚至反感；传统文化我们舍不得丢弃，可是鲁迅却早已说过，满纸的仁义道德，但看到半夜，却发现字缝中写满了吃人。我们已经不知道何以称为中国，不知道怎样的行为规范是应当遵守的，那些价值是值得守护的。五千年的文明是不是仅仅见证了道德上的失败呢？也许现在还没有人知道。

我不敢肯定，但也许神并没有把他所有的道启示给犹太人和耶稣的门徒。也许百年以后，或者千年以后，会有新的文明出现在这片土地上，因神的恩典而胜过以前所有的时代。

得救的道路 Jan 16, 2006

我有很久都在努力离开，去寻找新的我可以感到归属的土地。在这里我找不到敢于相信我的人，而生活在被当作观察对象，当作“他”的环境中的世俗生活是毫无意义的。但我常常又在怀疑，我是不是必须离开，因为任何情形下都有永恒的你在天国关照着我们，而我却不知道你的要求。我也无法知道的是某些人还有怎样的计划，就恰如我无法知道昨夜的神秘的造访者有怎样的意图。我醒来后确切地知道，有人进来过，虽然他到底怎样伤害了我也还难以完全清楚。也许他们在试图把谎言至少部分地不露痕迹地操纵成现实，也许他们想要制造出某种其他的解释，但他们既然如此不惜代价，恐怕恰好说明他们感到很多真相已被披露或可能被披露。

我佩服他们撒谎的本领，也怜悯那些生活中似乎在欺负我的普通人的被欺骗。我相信，真相从来都不是谎言可以掩盖的，但我不想被当作特殊的顾客，更不想得到特殊的“关照”，尤其是被一些普通人。我为他们对我有那样多先在的了解感到愤怒，因为这原本只是谎言。但当我了解到这个国家有那样多地方的人民都有这些先见之明的时候，我也感到很内疚，因为这些偏见需要他们给我以特殊的“照顾”，从而给他们带来了不少的麻烦。但似乎更正确的是：某些人给我，也给我所遇到的这些普通人制造了麻烦。他们因为特殊的地位而善于在人们之间制造猜疑和隔阂。这种误解难以在后来的交往中自然消除，因为他们还在人们中间制造着恐惧和不安全感。

我发现我本来被标记过的文章被删除了，我的个人文集找不到了。也许有人希望借此使我忘记，可是事情已经发生，天上的父最终会有审判和谅解的权利，我是否还记得本来是无所谓的。但我明明的知道，有人还在怎样的试图操纵我的生活，监视我的一举一动。如果过去的事情可以忘记，则这样的待遇恐怕还会延续。爱你的敌人是基督的训诫，但这决不可能建立在忘记的基础上。面对真相，而不是掩盖它，在这样的基础上，神的指引会让我们找到解决的办法，找到得救的道路。

Comments

为了谅解的纪念(二)

Wed, 18 Jan 2006 13:19:07 +0100

我为什么会被关注 Oct 10, 2005

很多很多的事情，想起来让人不寒而栗。但既然我开始说了，就说个痛快吧。我清楚的记得在98年我去苏州面试的火车上有一次争论，现在想来很可能是预先安排好的，为了测试我的政治态度。我做了比较激烈的反应，也许从此就成了被关注的对象。

在苏州一个台资企业工作期间，我偶尔去论坛发点帖子，自然会被看作不安分。于是后来在苏州就工作不下去了，当时觉得是视力下降，但存在外部的原因则似乎很可能。在北大读研究生的一位本科时的同学感召下，来北京投考心理学系。录取后发现，我是没有床位研究生中分数最高的。其后和这位朋友关系很好，他当时就劝我不必关心什么国家大事，做纯学术更好。我是觉得不必然冲突嘛，当然事实上我除了偶尔听点讲座，大部分精力还是投注在学术研究上了。

这位朋友后来去美国留学了。我们联系非常多，于是我似乎觉得周围就不需要其他朋友了。临毕业的时候，我文章没发表出来，导师建议延期。其实当时完全可以先完成论文，毕业后再去发文章的。延期的一年中，我完成了两项有相当创新性的研究。那年中，在美国的朋友却为我介绍了他刚认识的女网友，并把我写给他的信悉数转给这位女网友。我现在知道，这其实多么荒诞。我当时很感不爽，他这样不看重我们的友情，于是很久不和他联系。

毕业论文准备中，舅爷突然离去了。然后我没有通过论文答辩。于是求在美国的朋友，他寄了2500美圆，我感动的一塌糊涂。现在想来，这是不是他本人的钱似乎很难说。因为他说是不用还的。然后不久，我在北京就无法待下去。在美国的朋友经常打电话给我，还建议我去他家住一段。幸好，我没有去，否则不知自己会怎样。他总是告诉我，你的猜测都不可能，致幻剂根本没有等等。

道不同不想为谋，我想这个对于交友尤其重要。这位朋友其实所感兴趣的无非吃穿性，而我却认为高级的价值是更重要的。还有就是无事献殷勤，非奸即盗，的确如此。我在北大几年，居然没有真正的朋友，是自己的失察了。我也发了些匿名的帖子，如建议成府圆应当建成教学研究用地，而不是用作科技圆，因为科技圆在哪都一样。但终究没有去关心自己真正感兴趣的事情，很有些不必。

我其实也不是激进主义的，我希望渐进的改进可以帮助这个国家实现现代化，每个人都能够有基本权利，同时又保持理想。对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都应该有开放的态度，这样我们才能既保持文化独特性，又能够和西方和平共处，甚至构建出更优秀的文明。

我们很多人事实上一直都在被关注，只是自己不知道。身边的朋友什么额外的身份都有可能，这个似乎我也一直不知道。甚至有时候我们的身体状况和心理状态都可以被轻易操纵，尤其是被自己身边的朋友。我不是说不要朋友，而是说要学会交友，这个太重要了。

至于自己是不是被关注，只要看看昨天我在徐州时街上军警之多就知道了。回来的列车也是拥挤不堪，我想平时不是这样，他们是有很特别目的的吧。当然这其实是不必的，我其实什么都不是。

当希望宣称一个正常人是精神病 Oct 13 2005

（我开始感到，他们是想要让别人相信我说的话没有意义。但这里提到的只是一种可能，也可以通过其他的技术实现）

当希望宣称一个正常人是精神病，可以怎样做？

据说有一种极微小的芯片，可以在不为人所知的情况下被刺入体内。这种芯片因为有蓄电池，或可以从体液中获得能量，于是可以被导向以游到特定的内脏处。此时如果外部环境中有合适的装置，就可以实现内外通讯，从而改变内脏的活动。这种技术如果合理使用，似乎有很高的医疗价值。

但如果某个人体内被秘密植入了一些芯片，并在他常去的那些环境中被安装了外部装置，则他的生理和心理状态就很容易得到控制。如果外部装置也被值入其体内，并且可以远程控制，则该人的状态就可以任意支配了。

一般来说，在一个人处于睡眠状态时，他的肌肉系统是无法兴奋的。但是如果上面的技术被应用，则他在睡眠中就完全可以做出很多控制者希望他做出的行为，而且在醒来后还很难回忆。类似的，精神疾病的其他外部特征也可以被人为制造出来，而这些特征和个体的心理健康状况无关。比如变换被怀疑的情景和物品时，则多种“迫害妄想症”就可以被制造出来，如果这个人不知道存在这种技术：例如在他吃饭的时候操纵内脏活动，使其感到精神紧张，从而会倾向于怀疑本来没有问题的饭菜中被下了精神类药物。

这种技术的温和使用可以用于支配成年人的选择偏好。比如为诱导他从事某些活动，可以在他做此事时操纵其生理心理状态，使他感到高兴。同时也可以阻止其从事某些活动，比如在他做这些活动时使他感到痛苦。当然这样做的前提是可以随时知道他在做什么，而这似乎并不是不可能的，比如在他可能去的地方都装上监视装置。

另外，这种技术既然可以改变生理心理状态，则也可以通过改变内脏本身的活动造成损害。于是可以被用来制造各种内脏系统的疾病，使被控制者或者痛苦不堪，甚至因此在不明白原因的情况下离开这个世界。

当然，这里所制造出来的精神问题只能看作是外部原因的结果，而不是心理疾病的结果。在外部原因不再存在，则精神疾病的特征就不存在了。

精神病与国家 Oct 22 2005

以前曾在蔚秀圆租房住，通往一层单元出口的过道是各层楼公用的。我住在一层，有两次经过过道的时候，遇到一个人主动的和我打招呼。他住在楼上，这里住的大都是北大的老师，所以我很信任，都很礼貌的回应。但终于有一次房东看见了，说这个人精神有问题，以后对面碰见也不要理他。我将信将疑，再看见他时没有了以往的自然，当作没有看见。这样遇见过几次之后我开始害怕再看见他，他在我的印象中就真的成了不可接触者了。我开始刻意回避在可能遇见他的时间出门，很久以后又对面遇到他一次，走过去以后，我听到他似乎说，“不理我了。”我心中起了内疚，但当时以为是恐惧，于是想要搬走。但房东说，没关系，这个人从来不打人，也不骂人，只不要理他就是了，我们这个单元的人都是这么做的。因为大家都不理他，所以我不理睬他不再让我有内疚感。他不干扰别人的生活，所以也不会再让我对他有恐惧感。我于是就又心安理得地住下去，虽然以后还是常看见这个人，但他对我不再存在了。我回到大多数中间，我感到安全了。

可是今天我再想起这个人的时候却起了无尽的疑惑。大家都说他有精神问题，他就一定有吗？他们怎么知道他有精神问题呢？他们怎样开始达成这样的共识呢？他们的看法是来自自己内心恐惧的投射，还是来自这个人？既然他不会伤害我，我为什么没有自己去弄清楚呢？我不清楚大家对那个人排斥是否来自政府行为，但我的确知道存在这样的事例：政府向某人周围的人宣布他有精神问题，而当事人却完全不知道所宣布的内容。于是这个人就感到周围的人突然开始用异样的眼光看他，他们共享着一个和他有绝大关系的公开的秘密，他们基于这个秘密在对他做出某些对待。我不怀疑每个人内心的良知，也许一个人加入到这种对这些生活方式似乎不符合通常做法的人的怀疑，隔离，监控，乃至排除的过程中，来自于他自己对安全感的需要，就像我曾经的那样。

安全感是人人想要得到的，而且也的确来自于我们对他人行为的预期。可是我们却常常把安全感寄托在对别人行为的外在可控制上，比如我们从他人的行为习惯来预测，为他人行为设定范围和规则作为他能够得到物质需要满足的条件。然而这种预期他人行为的方法的前提是基于对人类行为的行为主义与认知主义的假定，即人们的行为或者出于习惯，或者是为了达到某些明确的目标，而且所有的目标与达致的途径都是可以被事先被明确知道的。这样假定的结果是只有符合常规的达到某些给出目标的行为才是被许可的。但是如果这个世界上只存在特定的目标和给定的达到的途径，那么这个世界将是多么无趣。人的基本需要是类似的，但人们完全可以建构出新的相关目标，创造出新的达致的途径。实际上人们有很多出于兴趣的活动，其目标或方法不在已经给出的清单中的行为，以及为了更高价值追求而进行的行为。如果人被想象为一个为达到既定目标的机器，那么这些行为都将是难以理解的，也就是难以预期的。面对这种情况，为了要获得对他人行为的预期，一个可以想到的途径是完全压制这些行为，把每个人的生活都限定在较低的层次上。这样做是可能的，但并不好，因为社会将成为封闭的，没有活力的，个人生活将成为无意义的，单调乏味的。

人们做同样的事情很可能赋予其不同的意义，达到相同的目标也可能采取完全不同的方法。所以一个更有效也是更简单的预期他人行为的方法就是问问他，你为什么这么做？语言是可以让人们互相理解的。但当社会请求政府介入，以调查某个他们认为可疑的个人的时候，他们就已经把这个人排除在可以理解与信任的范围之外了。这种态度所以产生，在于他们内心的不宽容和缺乏对可以互相理解的信心，缺乏对他人能够理性行事的信心。而这种缺乏信心很多时候只是他们把对自己的理性行事能力的缺乏信心向对方的投射，反映的其内心的深深的恐惧。在这种恐惧感之下，他们与所怀疑的人之间是没有可能达成理解的，因为信任的基础已经被破坏，安全感已经丧失，并且进一步制造着不安全感与不信任。猜疑把个人之间的误解夸大为危险，夸大为需要政府介入的紧急情况。可是问题的根源似乎还只来自于个人的内心，所以很明显，一个开放的社会需要的是开放与自信的心灵，以及由此达成的互相尊重与理解。

在这个时候，政府是完全没有必要介入的，而且也不会产生任何积极的效果。因为人们相互达致理解只能是在自愿的情况下，在独立个人之间才会发生。政府作为强力机关将无法寻求对个人行为的理解，只能进行本身有敌意的行为监控。这将只会使问题变的难以解决，因为如前所述，行为的把握是无法达到理解个人及预期其行为的目的的。政府本身的职能决定了他无法处理一个本来只能在社会领域解决的问题。这个时候政府似乎很尴尬，一方面监控不得不进行下去，同时很可能没有任何积极结果。

政府的性质决定了他只能处理行为方面的对他人和公共利益的损害。对于每一个公民，在没有被法院宣布有罪以前都应该做无罪推定的假设；那么同样，如果一个人没有行为方面的侵害他人和公共利益的行为，那么就应该假定他是精神健全的。国家没有权利怀疑任何一个被举报为似乎可疑的公民，只要他的行为没有造成损害。提前预防侵害发生只是听起来有必要，但很难说不是来自于做出这种怀疑的人自己内心的恐惧，他对自己行为符合理性的缺乏信心的外部投射。这种预见可能只能是神才能做出的，但决不是国家。所以政府没有权利在本人不知情，并且没有任何侵害他人行为发生的情况下宣布某人有精神问题，并对他进行各种控制。这里存在几个问题：首先，国家没有理由随意开始监控一个公民的行为，并搜集相关的行为方面的监控资料，这个过程的开始本身不合法，所以所有资料都无效；其次，国家把相关资料交给有关专家以做出判断必须得到当事人同意，因为在任何判断产生之前，任何公民都应该被假定享有完全的公民权利；第三，鉴定机关必须由当事人认可，因为利益的冲突很可能损害鉴定的客观性；第四，任何宣布和对他的对待都应当通知当事人，因为他享有知情权和选择权。所以国家最好不理睬这种没有根据的猜疑，如果已经开始，那么应当立刻停止，只有这样危害才会是最小的。问题产生于社会领域，就应当在那里解决，国家不能因为已经介入就做到底，因为实际上国家没有这样的权利，也没有可能真正解决。如果国家希望把这个被怀疑的人操纵到预想的那样，恐怕将反倒证明自己的错误，因为程序已经错了，因为正义总有实现的那一天。

我记得小的时候在村子里，疯子都是由社会自行确认的，国家似乎并不关心其存在与否。其实我们又有哪个人敢宣称自己是完全健康的，马斯洛的自我实现的人其实只占人口的非常小的比例。这其实说明，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心理问题的产生是在社会领域，社会也有能力自行解决。国家只在已经造成严重损害的时候才有必要介入。而国家积极介入本来不应该介入的领域，将对公民个人权利造成了严重隐忧，是非常不必要的。作为个人，也许我们需要的是尊重的眼光去看待周围的人，在理解他们的基础上形成相互信任和自己的安全感。而不是交往以先就进行猜疑，拒斥，既而希望由国家机关对每个自己不信任的人进行控制，然后在参与国家行为中歧视，监视被怀疑的人而获得满足感。某个人丧失的权利，其他人都将不再拥有，因此看客也会有成为被看者的可能，不论现在地位如何。也许问题的解决还在于我们每个人的内心，拥有内心的平静，相信自己与他人，把其他人当作和你一样的人来尊重，才会有真正的相互理解，和真正的安全感。

我的希望 Oct 22, 2005

自从去年暑假在我租的房子遇到当时令我难以理解的麻烦之后，在今年的九月初与十月初我又两次遇到非常类似的情况，并且因为有关方面对房东的约谈而确信是谁所为。具体的技术我还无法确切知道，但是一种可以非接触地干扰生理状态从而操纵心理状态的技术却是无疑的。很多人劝我说，难道你不能认为是自己的身体状况造成的吗？但我感到很多时候自发的心理状态改变和来自外界原因的改变虽然相似但是可以区分开的。我并不想纠缠着过去，然而如果不知道确切的技术，我怎么知道该如何保护自己？如果不清楚所为何事，我又怎样能确信此后就不会遇到类似或更严重的麻烦？难道对过去的权利侵害假装不知，自己未来的权利就马上有了保障？毕竟所涉及的不是普通人，而且九月初在我到外地亲戚家躲避时这种麻烦还曾是跟了过来。

对事情的原因我有过很多猜测，很可能有不符合事实的地方，如果错误伤害到什么人，只好请予谅解了。可是我不能不去想这些麻烦的原因，因为只有知道原因我才知道未来会怎样。有关方面如此执着，如此有动力地想要干扰一个普通公民的生活，我不得不认为这不是因为我在网上发表的一点非常温和的虽然有若干自由主义色彩的帖子。而既然已经监控我有一年有余，那么他们也就很了解我不曾有什么违法的行为，也不是某某分子。原因还在这背后，而且使他们有如此动力，那会是什么呢？

我曾经猜测这可能和我舅爷有关，的确如果他不是自然死亡，那么不使我发现真相，或者使我的发现不为人们相信就是一个非常强的动力。舅爷已经退休在家多年，除非他还可能对一些人的地位构成威胁，否则他以往开罪过的人就没有必要这么做。是否还存在其他使舅爷非自然死亡的原因呢？比如他死后我会更容易被控制，因为从他那里我可以得到很多支持。这当然是可能的，但谁以及为什么有人会对控制我这么感兴趣呢？如果真的存在这样的人，那很可能和熟悉我的人有关。我也在想给我带来痛苦的技术是怎样的，是局限在一定区域的，还是可以远程控制的？如果是前者，我还有可能逃避。如果是后者，而我还可以在这里发帖子，那说明时机还没有成熟。这也使我不能不弄清事情的原因：未来如果我有了稳定的工作，在似乎已经顺利的环境中突然身体产生问题，那么就不再会有人想到原因其实是在这里。于是我感到对这种技术的发觉也是有关方面要监控我的一个可能原因。如果这种技术已经被广泛使用，而人们都还不知道的话，那么把我的发现说成是妄想就成为一个非常强的动力。因为一种技术为公众熟知后意味着它将不能再被随意使用。仔细想来上面几种事情的可能原因并不是互相排斥的，有可能是几种同时正确。

我相信人都是有良知的，所以我很奇怪为什么这些普通人都这样对待我？很可能有关方面会把这种技术说成是对我有好处的，从而使房东以及相关人员同意。但是对我有好处的的技术为什么不能让我知道？也许我们缺乏一个基本信念，那就是什么对一个人有好处，只有他自己知道的最清楚。这里唯一的例外恐怕是没有自我意识的婴儿或者植物人吧。当然这里个人的良知所以沉睡，恐怕和感到的巨大的个人难以承受的压力有关。在这个时候人们会把自己的行为知觉为不得已的，似乎责任不在自己，而在下命令的人。但我相信，最终，每个人都将要为自己的行为承担责任，没有人可以逃避。

我能感觉到，从十月初我在网上发帖子以来某种近似的伤害其实一直在继续，虽然似乎在变换着方法。因为我已经把我所知道的基本上都在网上说了，所以这种伤害的目标就很可能是要造成某种结果以使人们相信我所说的都不可信。这些天我一直试图要换一个安全的地方住，因为毕竟还存在那种技术是局限在一定区域的可能性，至少可以因此逃避掉局域内的伤害。但是我发现，我所能找到的房子似乎都是事先为我安排好的。比如一位房东可以走很远来拉我去她家，并且让我出价，似乎随便多少都可以，按她的说法她不在乎租多少钱。另外我也担心有关方面可以在我找到房子之后约谈房东，做出他们想要的技术安排。

我不知道有谁会看到这个帖子。

如果你是相关人员，那么虽然我会原谅，但我相信如果一个人的行为在伤害他人，那么他无法把责任完全推给发出命令的人。人们只有在独立思考之后，才知道自己的行为是不是符合良知。也许你会说，这至少符合现在的利益，那么你应该明白没有什么利益是可以保持不变的。而最终，人都会为自己的行为承担责任。

如果是普通人，对这件事有兴趣，并且感到我有可能是可信的，那么我很愿意和你当面谈谈，你可以从中知道我是不是如你被告知的那样。

如果是我曾经认识的人，我需要解释的是，我曾经是一个不认为当面交往为必要的人。这种做法很不好，但在个人权利得到充分保障的社会，还是可行的。但是在这里我为此付出了代价，为我没有如耶稣所教导的那样去爱人付出了代价，我希望你谅解，并且希望我们还有交往的机会。

我很希望能找到一个安全的住处，如果你有这样的房子出租，同时感到可以承受相当的压力，那么我将非常感谢你的联系。

Comments

为了谅解的纪念(一)

Wed, 18 Jan 2006 13:16:43 +0100

那一周 Dec 10 2004

我对危机的知道是在04年的夏天，虽然之前很久这件事就开始了。罗网在不断收紧，我却一无所知。后来我在深圳记下下面的文字的时候，其实已经遭到监视，但我还是非常善意地仅仅想要忘却，想要原谅，就当什么也没有发生过。但后来知道，如果不清楚原因，问题终将无法解决

都已经过去好几个月了，但那一周在北京的经历仍然让我在想起时困惑不已。我想要忘记，但总是难以做到。这些疑问想梦魇一样纠缠着我，使我常常因此感到无边的恐惧。于是写下来后面的回忆，希望借此能使过去不只属于我自己，从而能够忘却。

如果不是因为论文遇到问题，我恐怕早就离开了。在这之前我一直住在学校西门外，我在那里租了一个两居中的一间。另一间是一位老太太住，她是房东。房东的外孙有时候会来看她，但多数时候是她一个人住。和房东合租房子本来就意味着麻烦，尤其是和老太太合租，但一年下来居然也能够相安无事。因为我从不带朋友来玩，并且作息规律，房东允许我在找到工作前可以按月付房租。

毕业后的这个假期非常多雨。我投了很多简历，也面试了几次，但都没有结果。因为没有女友，所以除了每日仍旧去学校吃饭，其它时间就在住的地方读书。这许多年来一直都是这样地生活，虽然有些寂寞，但总算能自得其乐。眼看就要开学了，学校里也一天天热闹起来，但我的平静生活却终结了。

我租的房子隔音效果很不好，所以常常听到邻居做爱的呻吟。但开学前几天似乎格外地严重，以至开学那天我睡了一整天。第二日（7号）我终晚睡不着，在屋内走来走去。这时我发现总有什么东西追随我头顶上：不管我走到那里，正上面就“当”地响一声。我走到过道里，则那声音又在上面响起。我开始是困惑，然后就有些害怕，因为我实在想不出怎样隔着楼板居然能看见我的位置。

第二天（8号）我出门去找房子，准备搬家。但忙碌一天，没有找到合适的房子，不是太贵，就是房东似乎不好处。不想回去，到同学那凑合了一晚。想起本来我的房租是到毕业时，于是当时就有一位姓X的想要搬来，但因为我不走而未能进来。我和他说起这事，但是却发现无法和现在的问题联系起来，因为上层的住户为何要帮那人赶走我呢？

我虽然还是在找房子，却怀疑起自己的感觉。于是又回去住了一晚（9号），似乎真的没事了，但醒来却感到头晕。身体的不适总是使人产生不安全感的，于是我想起8号那天发生的两件事似乎很奇怪。那天我一早起来去拿自行车，然后准备去找房子。在楼下车棚遇到一个女生，看我的眼光有些奇怪。我心中有事，没有在意。后来在学校里又遇见两次，她一看到我就笑起来，似乎是早认识我似的。难道她就是住在我上层的那位？我避开她是因为她是恐惧感的直觉的对象？

当天晚上（10号）我在学校里徘徊到深夜。本来不打算回去住了，但夜里湖边夹着寒意的湿气越来越重，渐渐难以支持。回去后是两点左右。睡了一会醒来后就没睡，感到有声音追随在头顶上，如7号那天晚上一样。那天下午我已经告诉房东下月就不在这住了，而且前次那位姓X的就要搬来，却还有这样的事，这使我非常困惑，因为这表明它可能不会因为我搬走而消失。

11日上午我打电话给一个朋友说起这件事，他从科学的角度说不可能，因为怎么可能有穿透楼板的东西。我也将信将疑，我想不到这种事为什么会发生，我似乎没有开罪过他人到这样的程度。本来那晚打算去外地暂避的，车票都买了，后来又退了票，因为我觉得应该没那么严重，以至要逃亡。

那晚我却发现那在头顶追随我的东西换作了挪动的，我在屋内走动时听到的是挪动的声音在头顶追随。直到12日下午，一直这样。晚上我实在受不了，又不能一下找到合适的住处，就在校内暂时找到一间平房住。但是到夜间还是睡不好，第二日脑干疼痛。我于是问起新房东何以空出一间房子来，他说这里前几天还住着人的。因为那人这一段突然变得神经兮兮地，所以刚被他们赶走了。

于是再也不敢单独待在这陌生的城市，在同学那借住两宿，匆匆地搬走了。

他走了，他学心理学Aug 1, 2005

（我一直收到很多带有威胁性质的匿名的短信。而前一天晚上我骑车在非机动车道回清华暂租小屋，有货车很快地从我身边开过，我又感到了某种隐隐的威胁。当时写这篇文字，是感到这位学弟走的奇怪。真的自杀，为何选择从五楼跳下？当然我并没有确信，所以没有这样说。）

那位学弟走了一个星期了。在这期间我不止一次的听有人问道：为什么学心理学的也会自杀？也许见过，但我不认识他，所以我也不知道。今年北大发生了数起这样的事情，每次出事后人们都希望有心理学家来解释原因，从而能够控制和避免，但我相信虽然心理学对于帮助逝者周围的同学应对自己内心的负罪感是有助益的，然而已经逝去的生命对我们来说恐怕会永远是一个迷。

抑郁症的概念恐怕只是某一类现象的通称，作为原因的解释远远不够。但很明显的是他们的离去是对我们的抛弃，对周围世界的决绝，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都有罪。当他们的存在向这个世界关闭的时候，就期望离去，恰如我们会离开让自己伤心的地方一样。由此有没有通往另一个世界的路径呢？这恐怕只能留给宗教来回答了。基督是不赞成自杀的，他要我们爱人，甚至是敌人，承受一切，不管是幸福还是苦难。然而基督的信徒太少了，每每人们以为这个世界上再没有什么值得珍惜的时候，就是希望离开的时候。

托尔斯泰说，“至少总会有一次。尤其是在童年，当他的心灵还没有被虚伪搅混，生命还没有被虚伪淹没的时候。在这种情感中，人想去爱一切人：他的父亲、母亲、兄弟、姐妹、凶恶的人、敌人，甚至狗、马、小草。人只有一个愿望——让所有人生活得好，让所有人幸福。而且他更想亲自去做，让所有人生活得好，而为了让所有人永远生活得幸福愉快，他愿献出自己、自己的生命。这就是爱，也只有这才是爱，人的生命就在于此。” 人天生就有追求幸福的冲动，不是要获得荣耀给别人看，也不仅是对亲人的责任，而是追求美好的事物，保持自己内心的正直。这种追求依赖于信任，对自己的，以及对世界的。

然而四月份有一位女生自杀的时候，在未名匿名版出现了一个帖子，冷酷的计算活下去的理由和不活下去的理由，结果发现后者多的多。这实在是一种理性的自负，可是当理性过于冷静而漂浮于一切之上的时候可能就错了，因为这是对上帝全知的僭越。其实不可能存在离开世界的理由，那都是借口。习惯可以改变，性格也可以改变。怎么又能知道未来几十年的生活，只要还没有发生，一切都有可能。虽然活着并不就是幸福，但总存在一种可能性。可能境况会更糟，或者毫无结果，但总意味着希望。

是什么因素使人的理性残酷的来反对自己？这恐怕的确和心理学有某种联系。常常可以听到这样的说法，生物学所研究的实际上不是生命，而是生命的碎片。心理学自诞生以来极力模仿成熟自然科学，固然因此在很多方面获得了相当的成功，但所研究的对象因此很大程度上不再是完整的psyche，也只是碎片。这样的科学有相当的价值，但被人们当作对人的全部认识的时候就会产生非常大的问题，因为人生的整体意义被消解了，人生的值得与否变成了简单的冰冷的对某些被认为有价值之物能否获得和是否重视的计算。

当然这并不是科学心理学本身的问题，关键在于为什么科学心理学的结果可能会被当作最终的知识。在我们的生活中很多真正重要东西的习得是潜移默化的，对于生活的信心与希望尤其是如此。在关爱的环境中长大的孩子自然就获得了对生活的热爱，对美好事物的自然鉴别力，和对他人的信任。对于不是这样幸运的学生，周围的人似乎应该创造出这样的环境以有利于他们的心理健康。但是很多时候人们无法这样去要求环境，这个世界上很多情况下人们太缺少他人的关爱，也就无法学会去关爱他人，所以我们遇到的他人常常是冷漠的，甚至可能是怀有恶意的，这是他们面对恶劣人际环境的自然反应。这个时候如果能够使人认识到生活中的美好至少对于面临生死抉择的人就是非常重要的。

第一次求助 Sep 2, 2005

（当时我并不知道，其实这种技术通常是事先在受害者身体中装置了某种接受接受信号的装置的，即和有近身接触的人有关，尤其是在催睡以后）

我不知道可以怎样来叙述我现在的处境。我所以在这里求助各位，是因为我担心某种看不见的力量足以影响公安机关的公正，而宣布一个人是精神病，或者其他分子也许不是什么困难的事情。尤其是我毕业已经一年多，以至再次来到北京时几乎难以找到可信赖的朋友。

去年毕业以后我因为论文遇到问题，难以找到工作，于是还像学生一样生活。但渐渐平静被打破了。晚上有一次睡不着，那晚发现有什么东西在头顶的楼板上面追随我。恐惧之下，我逃走了。但我一时出不了国，也不能这样在恐惧中度过一生，于是我又来到北京修改论文。

论文答辩通过了，虽然没有学位但我感到很满意，因为仅仅是由于有文章没有发表出来。我于是开始参加些环保志愿者的活动，并同时准备出国。但最近似乎类似的情形又出现了。昨天我搬到一个新的住处时，晚上出现了一年前所感到的情形。心跳加速中醒来，不敢再睡，于是开灯读书。浑身冷汗淋漓，大概当时是半夜一点多。我不敢出门，房东有一个很安全的大门，但是通常不关大门的。到三点多开始听到有声音在试探门窗，幸好我都关好了。我关了灯，等待天亮。

我开始感到，也许有某种技术可以加速心跳，升高血压，以至可以在暗中杀伤他人却不留痕迹。次声波似乎是可以做到这一点的。我于是记起我舅爷的突然去世也许就是由于这个原因。我如果到我舅爷的年龄，大概是过不了昨晚了。我毕业前在蔚秀园住的时候，房东似乎也常常抱怨自己的高血压老犯。于是又记起去年我开始难以入睡是在楼上女生来用过一次电话后发生的。难道他们开始不知道我和房东各住那边卧室，而把房东老太太当成是我了？

想想自己也没有开罪谁到这样的程度。难道是怕我发现舅爷去世的真相，如果有另外的真相的话？记得的确有来自石家庄的一位仅有点头之交同学很奇怪的问我未来打算做什么，并劝我离开北京。我不知道我该怎么做，但可以肯定，我是否在这里说出这些真相对我的命运不会有什么更坏的作用了。因为他们既然这样对我，在清华大学的校园里都敢这么做，那么恐怕什么都做的出来。但我说出，至少对于受到同样威胁和迫害的人会有好处。我也心存一丝希望，希望能得到你们的帮助，毕竟生命是美好的。

舅爷 Sep 2 , 2005

（因为前一天晚上的事情，我终于感到长久以来我怀疑的舅爷的非正常死亡是事实。而且我现在也想起舅爷快走那几年把很多时间拿来睡觉，如厕。我现在知道，其实他当时的睡意和便意都已经被他人操纵和控制。）

今天是抗战胜利六十周年，日本向同盟国投降的日子。我不觉想起我的舅爷了。舅爷是地主家庭出身，37年的时候在四川读大学，但读了西行漫记后就去投奔延安了。问他原因，本以为会讲共产主义的理想，但他只是淡淡地说因为国民党不抗日。

舅爷终究是个书生，在军队没有多少功绩，后来转业到河北邯郸地委党校，任书记。我早在家乡时就听家人充满崇敬的讲起他，但真的见到是到北京之后。舅爷退休后户口转到北大，因为他老伴是北大老师。我初到北京考研，去看过他一次，他第二天就回来看我，我非常感动。此后常常去他家。

坦率的说，舅爷不是很会生活，吃饭简单，家里客人也不多。老伴过世的早，我没有见到。但他身体一向很好，七十岁的年纪还去游泳，常常看些人民日报等。我当时不关心这些大问题，不过出于礼貌我还是会和他聊。

后来临近毕业，我的论文非常麻烦，于是就去的少了。去年春天去给他过了一次生日，后来再接到电话就是说他已经住院了。我磨蹭了几天才去看他，说是脑血栓，心肌梗塞，但影响不是很大，身体状况还很好。但回来没有几天就听说他又抢救了一次。他有女儿女婿照料，我去也起不到什么作用，再加上头疼论文，于是过了一两周再去看他。去时发现他已经很虚弱了。只过了一天，就听说舅爷去世了。

舅爷晚年和女儿同住畅春圆一套仅30余米的房子，可能也是考虑到我的住宿问题（对此我惭愧不已），舅爷希望能照他的行政级别给安排住房。但他的工作单位在邯郸，北大只是户口所在地，认为应当由工作单位解决。他向河北省委申述过，可能他还给中央领导写过信，后来我有了宿舍，具体结果就没有过问。

舅爷走的太突然，我很愧疚没有和他多聊聊，多帮些忙，尤其是快毕业的时候。我有时候甚至怀疑他的去世是因为他开罪了某些极有势力的人。逝者已去，说什么都晚了。希望他在天国一切都好。

生活是灰色的 Oct 3, 2005

（本来情形已经非常危险，我却无法坚持自己的判断。但这篇文字的写作也是感到自己似乎也有沦落到这样地步的可能。后来我还去了石家庄一个亲戚家，但到了才知道，他们在我的窗户外面专门为我准备了探照灯，在我的楼上准备了类似的设备。）

据说有“骗子”母女出现在北大，我仔细看了后发现，被认为是撒谎的说法其实是她们要为自己所以在这里给出一个可被接受的说明。如果认为北大是一个只有在这里学习和工作的人才可进入的地方，那么她们就应当无法入内。但惯例上只有在非常特殊的情况下才有如此的限制，于是就有同学去跟踪了，甚至建议由公安机关强行进行精神病的鉴定。没错，如果发现她们的什么劣迹，以至有了足够的道德上的理由，那么让他们不再出现在校园里似乎就更加理直气壮了。可是这么做究竟有什么必要呢？同时自认为属于这个社区的人们有没有权利这样做呢？

曾经听一位社会学系的老师说过，中国在相当程度上还是乡土中国，农村如此，城市也是如此。很多时候个人还必须从所属于的组织中寻找安全感和身份感，远远没有被确认为独立的存在，更不要说在此基础上进行交往与合作。那母女撒谎的主要目的似乎就是为自己寻找一个虚拟的所从属的组织。谎言的出现似乎是那种建立信任感的方式所要求的，一种既属于我们也属于她们的乡土社会的原则。这种熟人社会的原则也同样使得有同学去跟踪了---为了了解她们的全部生活，以便鉴定是敌，还是友。

可是如果认真去做，你会发现每个人都是特殊的，即便知道他的全部行为你也不大可能完全理解他。那么怎样可能去知道是否可信任呢？这个时候请求强力部门来做精神病鉴定实在是过于荒唐了。对每一个看似奇怪的人做这种猜疑，反映的只是自己内心的恐惧与不宽容。只要没有出现暴力伤害他人权利的事情，就没有理由要求国家介入。自己能够解决的事情不应该推给国家，国家权力是保护社会秩序的，但国家不是父母亲，我们更不是孩子。个人都应该学会自己面对社会，而不是试图处在父母的看护之下。

一个现代社区中，建立信任的原则不能是非敌即友。在熟人社会，每个人的所有方面都是大家所了解的；但现代社区中的成员之间不必定有这样的联系。在熟人社会里，每个人都认为自己就是别人所了解的那样，于是隐私根本就不必要存在。有什么不想为人所知的方面，且不管内容如何，都会成为引发猜疑的起因。而在现代社区中，个人同时属于很多团体，在某个团体中他只扮演一个角色，其他方面是无关的。熟人社会中建立信任的基础是透明，交底的程度就是交心的程度。但对一个现代人来说，很多时候他的角色的总和也不足以定义他。现代社会中生活更多的时候是灰色的，不同程度的灰色，从白到黑的连续谱。黑白分明的情况是极为罕见的，所以非敌即友的原则根本不适用。

也许现代社会中信任的建立的基础首先是尊重个性，也就是不要看见人家和你不一样就要去猜疑，甚至应该学会欣赏差异的存在，因为那可能会是创新的来源。其次是学会尊重他人隐私，学会建立有限的关系，因为这是尊重他人的应有之义。在此基础上的独立个人之间自然会合作和沟通，会达成相互理解，而这将成为信任的来源。其实也有同学这么去做了，去直接找她们谈了。不是在跟踪后以刺探秘密的心态，而是在尊重的基础上试图去理解。

她们的很多说法，比如在光华学习，在中关村二小上学等。这些说法孤立地来看很难证实为是谎言。而上网以后这些信息所以可被认为是谎言，在于我们有一个她们没有的网络空间，信息在交换中显现出真伪。单单就信息的掌握来看，相对于北大学生，她们无疑是非常弱势的。很多同学给予了帮助，且不论后来怎样想，至少当时我相信都是真诚的。我也完全不了解她们，但感觉上还是那句话，这个世界上很多事情是灰色的，不是非黑即白的：要么德行完美非常值得同情帮助，要么就是诈骗，精神病。另外如果因为一个人说过谎话就不应该在其处于困境时给予帮助似乎也没有道理。这些对我们不可能有任何暴力伤害的人，恐怕更需要得到的是关爱，而不是猜疑。总体上说，如果一个社会能够把处在边缘的人群重新整合到社会中，而不是把他们推向暴力机关，也许社会的和谐程度会倾向于更高。

第二次求助Oct 8 , 2005

我在一见如故上以hugo的id发过下面帖子。发这个帖子后，觉得自己的直接观察到的现象虽然可以确信，但背后的原因却很难猜测，于是就搬回原来的小屋住。善良天真的希望得到平静。但前几天，我知道房东被约谈了，然后这几天晚上就出现了类似的感受。于是我晚回，早起，尽量避免在那里，但终究这于我实在太痛苦。

我为什么会被如此对待？我这样一个普通公民，遇到这样的事情，权益究竟如何得到保障？

也许是最后的话 Oct 10, 2005

（我本来打算去南京，但到徐州我下了车。晚上返回北京的时候，火车上不断地有特殊身份的人上来，到后来已经是水泄不通，我被包围了。我错误地睡着了，不清楚得到怎样的伤害。）

前天我发帖子之后，很不合时宜地去了外地，今天早上刚刚回到北京。我感到逃跑也许不是办法，最好的策略还是应该要去面对现实。

我在这个来回的过程中想到，也许对于某些人来说最好的结果是我成了精神病，然后我此前所发表的说法就都成了胡言乱语了。但是看过《追捕》的人都知道，精神健全的人在长期被迫害之后是会真的变成精神病的，这不仅可以通过药物，也可以通过其他技术手段来实现。所以我未来如果真的成了精神病，灵魂去了另一个地方，但身体却成为某些人的玩具之时，恰恰说明我前面帖子中说的都是真的。

我刚刚回来的路上看到有交通协管员在看到我时拿出一张小照片对照，我感到也许自己已经被宣布为某种危险分子了，比如说间歇性精神病，所以需要在发现处于发病状态时报告。另外我回来时在北京站的地铁站买地铁票时，感到有人在我背上轻轻地装作无意地按了一下。似乎插了什么类似针头的东西，而找不到外露的部分，大概在于这个东西是某种有自动钻入功能的高科技产品吧。是不是有自我化解功能，以至一段时间后就寻不到痕迹则目前还未可知。现在有点疼痛的感觉。这个东西大约是改变我的精神状态的尝试的一部分吧。机制如何我也不是很清楚。效果如何，未来自会知道。

一个人被剥夺某种权利的时候，意味着其他人都同时丧失了这种权利，这恐怕是不言自明的。真的希望未来这个民族中的每一个人都能够生活在这样一种环境中，在这里每一个人都拥有选择生活方式的权利，免于恐惧的自由，以及自由表达意见的权利。也许这是我所能说的最后的话了，各位珍重。

Comments

Truth can be forgiven, but can not be forgotten.

Wed, 18 Jan 2006 09:11:00 +0100

Truth can be forgiven, but can not be forgotten.
When things happened, they became facts. Things we know through senses can be wrong and need to be verified by perception of other time or by perception of others, but things we know accomponied with the holy Father is TRUTH itself.

Here attached are some articles recording some harm to me by the people I want to forgive if they stop now.

Comment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