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为什么会被关注 Oct 10, 2005
很多很多的事情，想起来让人不寒而栗。但既然我开始说了，就说个痛快吧。我清楚的记得在98年我去苏州面试的火车上有一次争论，现在想来很可能是预先安排好的，为了测试我的政治态度。我做了比较激烈的反应，也许从此就成了被关注的对象。
在苏州一个台资企业工作期间，我偶尔去论坛发点帖子，自然会被看作不安分。于是后来在苏州就工作不下去了，当时觉得是视力下降，但存在外部的原因则似乎很可能。在北大读研究生的一位本科时的同学感召下，来北京投考心理学系。录取后发现，我是没有床位研究生中分数最高的。其后和这位朋友关系很好，他当时就劝我不必关心什么国家大事，做纯学术更好。我是觉得不必然冲突嘛，当然事实上我除了偶尔听点讲座，大部分精力还是投注在学术研究上了。
这位朋友后来去美国留学了。我们联系非常多，于是我似乎觉得周围就不需要其他朋友了。临毕业的时候，我文章没发表出来，导师建议延期。其实当时完全可以先完成论文，毕业后再去发文章的。延期的一年中，我完成了两项有相当创新性的研究。那年中，在美国的朋友却为我介绍了他刚认识的女网友，并把我写给他的信悉数转给这位女网友。我现在知道，这其实多么荒诞。我当时很感不爽，他这样不看重我们的友情，于是很久不和他联系。
毕业论文准备中，舅爷突然离去了。然后我没有通过论文答辩。于是求在美国的朋友，他寄了2500美圆，我感动的一塌糊涂。现在想来，这是不是他本人的钱似乎很难说。因为他说是不用还的。然后不久，我在北京就无法待下去。在美国的朋友经常打电话给我，还建议我去他家住一段。幸好，我没有去，否则不知自己会怎样。他总是告诉我，你的猜测都不可能，致幻剂根本没有等等。
道不同不想为谋，我想这个对于交友尤其重要。这位朋友其实所感兴趣的无非吃穿性，而我却认为高级的价值是更重要的。还有就是无事献殷勤，非奸即盗，的确如此。我在北大几年，居然没有真正的朋友，是自己的失察了。我也发了些匿名的帖子，如建议成府圆应当建成教学研究用地，而不是用作科技圆，因为科技圆在哪都一样。但终究没有去关心自己真正感兴趣的事情，很有些不必。
我其实也不是激进主义的，我希望渐进的改进可以帮助这个国家实现现代化，每个人都能够有基本权利，同时又保持理想。对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都应该有开放的态度，这样我们才能既保持文化独特性，又能够和西方和平共处，甚至构建出更优秀的文明。
我们很多人事实上一直都在被关注，只是自己不知道。身边的朋友什么额外的身份都有可能，这个似乎我也一直不知道。甚至有时候我们的身体状况和心理状态都可以被轻易操纵，尤其是被自己身边的朋友。我不是说不要朋友，而是说要学会交友，这个太重要了。
至于自己是不是被关注，只要看看昨天我在徐州时街上军警之多就知道了。回来的列车也是拥挤不堪，我想平时不是这样，他们是有很特别目的的吧。当然这其实是不必的，我其实什么都不是。
当希望宣称一个正常人是精神病 Oct 13 2005
（我开始感到，他们是想要让别人相信我说的话没有意义。但这里提到的只是一种可能，也可以通过其他的技术实现）
当希望宣称一个正常人是精神病，可以怎样做？
据说有一种极微小的芯片，可以在不为人所知的情况下被刺入体内。这种芯片因为有蓄电池，或可以从体液中获得能量，于是可以被导向以游到特定的内脏处。此时如果外部环境 中有合适的装置，就可以实现内外通讯，从而改变内脏的活动。 这种技术如果合理使用，似乎有很高的医疗价值。
但如果某个人体内被秘密植入了一些芯片，并在他常去的那些环境中被安装了外部装置，则他的生理和心理状态就很容易得到控制。如果外部装置也被值入其体内，并且可以远程控制，则该人的状态就可以任意支配了。
一般来说，在一个人处于睡眠状态时，他的肌肉系统是无法兴奋的。但是如果上面的技术被应用，则他在睡眠中就完全可以做出很多控制者希望他做出的行为，而且在醒来后还很难回忆。类似的，精神疾病的其他外部特征也可以被人为制造出来，而这些特征和个体的心理健康状况无关。比如变换被怀疑的情景和物品时，则多种“迫害妄想症”就可以被制造出来，如果这个人不知道存在这种技术：例如在他吃饭的时候操纵内脏活动，使其感到精神紧张，从而会倾向于怀疑本来没有问题的饭菜中被下了精神类药物。
这种技术的温和使用可以用于支配成年人的选择偏好。比如为诱导他从事某些活动，可以在他做此事时操纵其生理心理状态，使他感到高兴。同时也可以阻止其从事某些活动，比如在他做这些活动时使他感到痛苦。当然这样做的前提是可以随时知道他在做什么，而这似乎并不是不可能的，比如在他可能去的地方都装上监视装置。
另外，这种技术既然可以改变生理心理状态，则也可以通过改变内脏本身的活动造成损害。于是可以被用来制造各种内脏系统的疾病，使被控制者或者痛苦不堪，甚至因此在不明白原因的情况下离开这个世界。
当然，这里所制造出来的精神问题只能看作是外部原因的结果，而不是心理疾病的结果。在外部原因不再存在，则精神疾病的特征就不存在了。
精神病与国家 Oct 22 2005
以前曾在蔚秀圆租房住，通往一层单元出口的过道是各层楼公用的。我住在一层，有两次经过过道的时候，遇到一个人主动的和我打招呼。他住在楼上，这里住的大都是北大的老师，所以我很信任，都很礼貌的回应。但终于有一次房东看见了，说这个人精神有问题，以后对面碰见也不要理他。我将信将疑，再看见他时没有了以往的自然，当作没有看见。这样遇见过几次之后我开始害怕再看见他，他在我的印象中就真的成了不可接触者了。我开始刻意回避在可能遇见他的时间出门，很久以后又对面遇到他一次，走过去以后，我听到他似乎说，“不理我了。”我心中起了内疚，但当时以为是恐惧，于是想要搬走。但房东说，没关系，这个人从来不打人，也不骂人，只不要理他就是了，我们这个单元的人都是这么做的。因为大家都不理他，所以我不理睬他不再让我有内疚感。他不干扰别人的生活，所以也不会再让我对他有恐惧感。我于是就又心安理得地住下去，虽然以后还是常看见这个人，但他对我不再存在了。我回到大多数中间，我感到安全了。
可是今天我再想起这个人的时候却起了无尽的疑惑。大家都说他有精神问题，他就一定有吗？他们怎么知道他有精神问题呢？他们怎样开始达成这样的共识呢？他们的看法是来自自己内心恐惧的投射，还是来自这个人？既然他不会伤害我，我为什么没有自己去弄清楚呢？我不清楚大家对那个人排斥是否来自政府行为，但我的确知道存在这样的事例：政府向某人周围的人宣布他有精神问题，而当事人却完全不知道所宣布的内容。于是这个人就感到周围的人突然开始用异样的眼光看他，他们共享着一个和他有绝大关系的公开的秘密，他们基于这个秘密在对他做出某些对待。我不怀疑每个人内心的良知，也许一个人加入到这种对这些生活方式似乎不符合通常做法的人的怀疑，隔离，监控，乃至排除的过程中，来自于他自己对安全感的需要，就像我曾经的那样。
安全感是人人想要得到的，而且也的确来自于我们对他人行为的预期。可是我们却常常把安全感寄托在对别人行为的外在可控制上，比如我们从他人的行为习惯来预测，为他人行为设定范围和规则作为他能够得到物质需要满足的条件。然而这种预期他人行为的方法的前提是基于对人类行为的行为主义与认知主义的假定，即人们的行为或者出于习惯，或者是为了达到某些明确的目标，而且所有的目标与达致的途径都是可以被事先被明确知道的。这样假定的结果是只有符合常规的达到某些给出目标的行为才是被许可的。但是如果这个世界上只存在特定的目标和给定的达到的途径，那么这个世界将是多么无趣。人的基本需要是类似的，但人们完全可以建构出新的相关目标，创造出新的达致的途径。实际上人们有很多出于兴趣的活动，其目标或方法不在已经给出的清单中的行为，以及为了更高价值追求而进行的行为。如果人被想象为一个为达到既定目标的机器，那么这些行为都将是难以理解的，也就是难以预期的。面对这种情况，为了要获得对他人行为的预期，一个可以想到的途径是完全压制这些行为，把每个人的生活都限定在较低的层次上。这样做是可能的，但并不好，因为社会将成为封闭的，没有活力的，个人生活将成为无意义的，单调乏味的。
人们做同样的事情很可能赋予其不同的意义，达到相同的目标也可能采取完全不同的方法。所以一个更有效也是更简单的预期他人行为的方法就是问问他，你为什么这么做？语言是可以让人们互相理解的。但当社会请求政府介入，以调查某个他们认为可疑的个人的时候，他们就已经把这个人排除在可以理解与信任的范围之外了。这种态度所以产生，在于他们内心的不宽容和缺乏对可以互相理解的信心，缺乏对他人能够理性行事的信心。而这种缺乏信心很多时候只是他们把对自己的理性行事能力的缺乏信心向对方的投射，反映的其内心的深深的恐惧。在这种恐惧感之下，他们与所怀疑的人之间是没有可能达成理解的，因为信任的基础已经被破坏，安全感已经丧失，并且进一步制造着不安全感与不信任。猜疑把个人之间的误解夸大为危险，夸大为需要政府介入的紧急情况。可是问题的根源似乎还只来自于个人的内心，所以很明显，一个开放的社会需要的是开放与自信的心灵，以及由此达成的互相尊重与理解。
在这个时候，政府是完全没有必要介入的，而且也不会产生任何积极的效果。因为人们相互达致理解只能是在自愿的情况下，在独立个人之间才会发生。政府作为强力机关将无法寻求对个人行为的理解，只能进行本身有敌意的行为监控。这将只会使问题变的难以解决，因为如前所述，行为的把握是无法达到理解个人及预期其行为的目的的。政府本身的职能决定了他无法处理一个本来只能在社会领域解决的问题。这个时候政府似乎很尴尬，一方面监控不得不进行下去，同时很可能没有任何积极结果。
政府的性质决定了他只能处理行为方面的对他人和公共利益的损害。对于每一个公民，在没有被法院宣布有罪以前都应该做无罪推定的假设；那么同样，如果一个人没有行为方面的侵害他人和公共利益的行为，那么就应该假定他是精神健全的。国家没有权利怀疑任何一个被举报为似乎可疑的公民，只要他的行为没有造成损害。提前预防侵害发生只是听起来有必要，但很难说不是来自于做出这种怀疑的人自己内心的恐惧，他对自己行为符合理性的缺乏信心的外部投射。这种预见可能只能是神才能做出的，但决不是国家。所以政府没有权利在本人不知情，并且没有任何侵害他人行为发生的情况下宣布某人有精神问题，并对他进行各种控制。这里存在几个问题：首先，国家没有理由随意开始监控一个公民的行为，并搜集相关的行为方面的监控资料，这个过程的开始本身不合法，所以所有资料都无效；其次，国家把相关资料交给有关专家以做出判断必须得到当事人同意，因为在任何判断产生之前，任何公民都应该被假定享有完全的公民权利；第三，鉴定机关必须由当事人认可，因为利益的冲突很可能损害鉴定的客观性；第四，任何宣布和对他的对待都应当通知当事人，因为他享有知情权和选择权。所以国家最好不理睬这种没有根据的猜疑，如果已经开始，那么应当立刻停止，只有这样危害才会是最小的。问题产生于社会领域，就应当在那里解决，国家不能因为已经介入就做到底，因为实际上国家没有这样的权利，也没有可能真正解决。如果国家希望把这个被怀疑的人操纵到预想的那样，恐怕将反倒证明自己的错误，因为程序已经错了，因为正义总有实现的那一天。
我记得小的时候在村子里，疯子都是由社会自行确认的，国家似乎并不关心其存在与否。其实我们又有哪个人敢宣称自己是完全健康的，马斯洛的自我实现的人其实只占人口的非常小的比例。这其实说明，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心理问题的产生是在社会领域，社会也有能力自行解决。国家只在已经造成严重损害的时候才有必要介入。而国家积极介入本来不应该介入的领域，将对公民个人权利造成了严重隐忧，是非常不必要的。作为个人，也许我们需要的是尊重的眼光去看待周围的人，在理解他们的基础上形成相互信任和自己的安全感。而不是交往以先就进行猜疑，拒斥，既而希望由国家机关对每个自己不信任的人进行控制，然后在参与国家行为中歧视，监视被怀疑的人而获得满足感。某个人丧失的权利，其他人都将不再拥有，因此看客也会有成为被看者的可能，不论现在地位如何。也许问题的解决还在于我们每个人的内心，拥有内心的平静，相信自己与他人，把其他人当作和你一样的人来尊重，才会有真正的相互理解，和真正的安全感。
我的希望 Oct 22, 2005
自从去年暑假在我租的房子遇到当时令我难以理解的麻烦之后，在今年的九月初与十月初我又两次遇到非常类似的情况，并且因为有关方面对房东的约谈而确信是谁所为。具体的技术我还无法确切知道，但是一种可以非接触地干扰生理状态从而操纵心理状态的技术却是无疑的。很多人劝我说，难道你不能认为是自己的身体状况造成的吗？但我感到很多时候自发的心理状态改变和来自外界原因的改变虽然相似但是可以区分开的。我并不想纠缠着过去，然而如果不知道确切的技术，我怎么知道该如何保护自己？如果不清楚所为何事，我又怎样能确信此后就不会遇到类似或更严重的麻烦？难道对过去的权利侵害假装不知，自己未来的权利就马上有了保障？毕竟所涉及的不是普通人，而且九月初在我到外地亲戚家躲避时这种麻烦还曾是跟了过来。
对事情的原因我有过很多猜测，很可能有不符合事实的地方，如果错误伤害到什么人，只好请予谅解了。可是我不能不去想这些麻烦的原因，因为只有知道原因我才知道未来会怎样。有关方面如此执着，如此有动力地想要干扰一个普通公民的生活，我不得不认为这不是因为我在网上发表的一点非常温和的虽然有若干自由主义色彩的帖子。而既然已经监控我有一年有余，那么他们也就很了解我不曾有什么违法的行为，也不是某某分子。原因还在这背后，而且使他们有如此动力，那会是什么呢？
我曾经猜测这可能和我舅爷有关，的确如果他不是自然死亡，那么不使我发现真相，或者使我的发现不为人们相信就是一个非常强的动力。舅爷已经退休在家多年，除非他还可能对一些人的地位构成威胁，否则他以往开罪过的人就没有必要这么做。是否还存在其他使舅爷非自然死亡的原因呢？比如他死后我会更容易被控制，因为从他那里我可以得到很多支持。这当然是可能的，但谁以及为什么有人会对控制我这么感兴趣呢？如果真的存在这样的人，那很可能和熟悉我的人有关。我也在想给我带来痛苦的技术是怎样的，是局限在一定区域的，还是可以远程控制的？如果是前者，我还有可能逃避。如果是后者，而我还可以在这里发帖子，那说明时机还没有成熟。这也使我不能不弄清事情的原因：未来如果我有了稳定的工作，在似乎已经顺利的环境中突然身体产生问题，那么就不再会有人想到原因其实是在这里。于是我感到对这种技术的发觉也是有关方面要监控我的一个可能原因。如果这种技术已经被广泛使用，而人们都还不知道的话，那么把我的发现说成是妄想就成为一个非常强的动力。因为一种技术为公众熟知后意味着它将不能再被随意使用。仔细想来上面几种事情的可能原因并不是互相排斥的，有可能是几种同时正确。
我相信人都是有良知的，所以我很奇怪为什么这些普通人都这样对待我？很可能有关方面会把这种技术说成是对我有好处的，从而使房东以及相关人员同意。但是对我有好处的的技术为什么不能让我知道？也许我们缺乏一个基本信念，那就是什么对一个人有好处，只有他自己知道的最清楚。这里唯一的例外恐怕是没有自我意识的婴儿或者植物人吧。当然这里个人的良知所以沉睡，恐怕和感到的巨大的个人难以承受的压力有关。在这个时候人们会把自己的行为知觉为不得已的，似乎责任不在自己，而在下命令的人。但我相信，最终，每个人都将要为自己的行为承担责任，没有人可以逃避。
我能感觉到，从十月初我在网上发帖子以来某种近似的伤害其实一直在继续，虽然似乎在变换着方法。因为我已经把我所知道的基本上都在网上说了，所以这种伤害的目标就很可能是要造成某种结果以使人们相信我所说的都不可信。这些天我一直试图要换一个安全的地方住，因为毕竟还存在那种技术是局限在一定区域的可能性，至少可以因此逃避掉局域内的伤害。但是我发现，我所能找到的房子似乎都是事先为我安排好的。比如一位房东可以走很远来拉我去她家，并且让我出价，似乎随便多少都可以，按她的说法她不在乎租多少钱。另外我也担心有关方面可以在我找到房子之后约谈房东，做出他们想要的技术安排。
我不知道有谁会看到这个帖子。
如果你是相关人员，那么虽然我会原谅，但我相信如果一个人的行为在伤害他人，那么他无法把责任完全推给发出命令的人。人们只有在独立思考之后，才知道自己的行为是不是符合良知。也许你会说，这至少符合现在的利益，那么你应该明白没有什么利益是可以保持不变的。而最终，人都会为自己的行为承担责任。
如果是普通人，对这件事有兴趣，并且感到我有可能是可信的，那么我很愿意和你当面谈谈，你可以从中知道我是不是如你被告知的那样。
如果是我曾经认识的人，我需要解释的是，我曾经是一个不认为当面交往为必要的人。这种做法很不好，但在个人权利得到充分保障的社会，还是可行的。但是在这里我为此付出了代价，为我没有如耶稣所教导的那样去爱人付出了代价，我希望你谅解，并且希望我们还有交往的机会。
我很希望能找到一个安全的住处，如果你有这样的房子出租，同时感到可以承受相当的压力，那么我将非常感谢你的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