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周 Dec 10 2004
我对危机的知道是在04年的夏天，虽然之前很久这件事就开始了。罗网在不断收紧，我却一无所知。后来我在深圳记下下面的文字的时候，其实已经遭到监视，但我还是非常善意地仅仅想要忘却，想要原谅，就当什么也没有发生过。但后来知道，如果不清楚原因，问题终将无法解决
都已经过去好几个月了，但那一周在北京的经历仍然让我在想起时困惑不已。我想要忘记，但总是难以做到。这些疑问想梦魇一样纠缠着我，使我常常因此感到无边的恐惧。于是写下来后面的回忆，希望借此能使过去不只属于我自己，从而能够忘却。
如果不是因为论文遇到问题，我恐怕早就离开了。在这之前我一直住在学校西门外，我在那里租了一个两居中的一间。另一间是一位老太太住，她是房东。房东的外孙有时候会来看她，但多数时候是她一个人住。和房东合租房子本来就意味着麻烦，尤其是和老太太合租，但一年下来居然也能够相安无事。因为我从不带朋友来玩，并且作息规律，房东允许我在找到工作前可以按月付房租。
毕业后的这个假期非常多雨。我投了很多简历，也面试了几次，但都没有结果。因为没有女友，所以除了每日仍旧去学校吃饭，其它时间就在住的地方读书。这许多年来一直都是这样地生活，虽然有些寂寞，但总算能自得其乐。眼看就要开学了，学校里也一天天热闹起来，但我的平静生活却终结了。
我租的房子隔音效果很不好，所以常常听到邻居做爱的呻吟。但开学前几天似乎格外地严重，以至开学那天我睡了一整天。第二日（7号）我终晚睡不着，在屋内走来走去。这时我发现总有什么东西追随我头顶上：不管我走到那里，正上面就“当”地响一声。我走到过道里，则那声音又在上面响起。我开始是困惑，然后就有些害怕，因为我实在想不出怎样隔着楼板居然能看见我的位置。
第二天（8号）我出门去找房子，准备搬家。但忙碌一天，没有找到合适的房子，不是太贵，就是房东似乎不好处。不想回去，到同学那凑合了一晚。想起本来我的房租是到毕业时，于是当时就有一位姓X的想要搬来，但因为我不走而未能进来。我和他说起这事，但是却发现无法和现在的问题联系起来，因为上层的住户为何要帮那人赶走我呢？
我虽然还是在找房子，却怀疑起自己的感觉。于是又回去住了一晚（9号），似乎真的没事了，但醒来却感到头晕。身体的不适总是使人产生不安全感的，于是我想起8号那天发生的两件事似乎很奇怪。那天我一早起来去拿自行车，然后准备去找房子。在楼下车棚遇到一个女生，看我的眼光有些奇怪。我心中有事，没有在意。后来在学校里又遇见两次，她一看到我就笑起来，似乎是早认识我似的。难道她就是住在我上层的那位？我避开她是因为她是恐惧感的直觉的对象？
当天晚上（10号）我在学校里徘徊到深夜。本来不打算回去住了，但夜里湖边夹着寒意的湿气越来越重，渐渐难以支持。回去后是两点左右。睡了一会醒来后就没睡，感到有声音追随在头顶上，如7号那天晚上一样。那天下午我已经告诉房东下月就不在这住了，而且前次那位姓X的就要搬来，却还有这样的事，这使我非常困惑，因为这表明它可能不会因为我搬走而消失。
11日上午我打电话给一个朋友说起这件事，他从科学的角度说不可能，因为怎么可能有穿透楼板的东西。我也将信将疑，我想不到这种事为什么会发生，我似乎没有开罪过他人到这样的程度。本来那晚打算去外地暂避的，车票都买了，后来又退了票，因为我觉得应该没那么严重，以至要逃亡。
那晚我却发现那在头顶追随我的东西换作了挪动的，我在屋内走动时听到的是挪动的声音在头顶追随。直到12日下午，一直这样。晚上我实在受不了，又不能一下找到合适的住处，就在校内暂时找到一间平房住。但是到夜间还是睡不好，第二日脑干疼痛。我于是问起新房东何以空出一间房子来，他说这里前几天还住着人的。因为那人这一段突然变得神经兮兮地，所以刚被他们赶走了。
于是再也不敢单独待在这陌生的城市，在同学那借住两宿，匆匆地搬走了。
他走了，他学心理学Aug 1, 2005
（我一直收到很多带有威胁性质的匿名的短信。而前一天晚上我骑车在非机动车道回清华暂租小屋，有货车很快地从我身边开过，我又感到了某种隐隐的威胁。当时写这篇文字，是感到这位学弟走的奇怪。真的自杀，为何选择从五楼跳下？当然我并没有确信，所以没有这样说。）
那位学弟走了一个星期了。在这期间我不止一次的听有人问道：为什么学心理学的也会自杀？也许见过，但我不认识他，所以我也不知道。今年北大发生了数起这样的事情，每次出事后人们都希望有心理学家来解释原因，从而能够控制和避免，但我相信虽然心理学对于帮助逝者周围的同学应对自己内心的负罪感是有助益的，然而已经逝去的生命对我们来说恐怕会永远是一个迷。
抑郁症的概念恐怕只是某一类现象的通称，作为原因的解释远远不够。但很明显的是他们的离去是对我们的抛弃，对周围世界的决绝，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都有罪。当他们的存在向这个世界关闭的时候，就期望离去，恰如我们会离开让自己伤心的地方一样。由此有没有通往另一个世界的路径呢？这恐怕只能留给宗教来回答了。基督是不赞成自杀的，他要我们爱人，甚至是敌人，承受一切，不管是幸福还是苦难。然而基督的信徒太少了，每每人们以为这个世界上再没有什么值得珍惜的时候，就是希望离开的时候。
托尔斯泰说，“至少总会有一次。尤其是在童年，当他的心灵还没有被虚伪搅混，生命还没有被虚伪淹没的时候。在这种情感中，人想去爱一切人：他 的父亲、母亲、兄弟、姐妹、凶恶的人、敌人，甚至狗、马、小草。人只有一个愿望——让所有人生活得好，让所有人幸福。而且他更想亲自去做，让所有人生活得好，而为了让所有人永远生活得幸福愉快，他愿献出自己、自己的生命。这就是爱，也只有这才是爱，人的生命就在于此。” 人天生就有追求幸福的冲动，不是要获得荣耀给别人看，也不仅是对亲人的责任，而是追求美好的事物，保持自己内心的正直。这种追求依赖于信任，对自己的，以及对世界的。
然而四月份有一位女生自杀的时候，在未名匿名版出现了一个帖子，冷酷的计算活下去的理由和不活下去的理由，结果发现后者多的多。这实在是一种理性的自负，可是当理性过于冷静而漂浮于一切之上的时候可能就错了，因为这是对上帝全知的僭越。其实不可能存在离开世界的理由，那都是借口。习惯可以改变，性格也可以改变。怎么又能知道未来几十年的生活，只要还没有发生，一切都有可能。虽然活着并不就是幸福，但总存在一种可能性。可能境况会更糟，或者毫无结果，但总意味着希望。
是什么因素使人的理性残酷的来反对自己？这恐怕的确和心理学有某种联系。常常可以听到这样的说法，生物学所研究的实际上不是生命，而是生命的碎片。心理学自诞生以来极力模仿成熟自然科学，固然因此在很多方面获得了相当的成功，但所研究的对象因此很大程度上不再是完整的psyche，也只是碎片。这样的科学有相当的价值，但被人们当作对人的全部认识的时候就会产生非常大的问题，因为人生的整体意义被消解了，人生的值得与否变成了简单的冰冷的对某些被认为有价值之物能否获得和是否重视的计算。
当然这并不是科学心理学本身的问题，关键在于为什么科学心理学的结果可能会被当作最终的知识。在我们的生活中很多真正重要东西的习得是潜移默化的，对于生活的信心与希望尤其是如此。在关爱的环境中长大的孩子自然就获得了对生活的热爱，对美好事物的自然鉴别力，和对他人的信任。对于不是这样幸运的学生，周围的人似乎应该创造出这样的环境以有利于他们的心理健康。但是很多时候人们无法这样去要求环境，这个世界上很多情况下人们太缺少他人的关爱，也就无法学会去关爱他人，所以我们遇到的他人常常是冷漠的，甚至可能是怀有恶意的，这是他们面对恶劣人际环境的自然反应。这个时候如果能够使人认识到生活中的美好至少对于面临生死抉择的人就是非常重要的。
第一次求助 Sep 2, 2005
（当时我并不知道，其实这种技术通常是事先在受害者身体中装置了某种接受接受信号的装置的，即和有近身接触的人有关，尤其是在催睡以后）
我不知道可以怎样来叙述我现在的处境。我所以在这里求助各位，是因为我担心某种看不见的力量足以影响公安机关的公正，而宣布一个人是精神病，或者其他分子也许不是什么困难的事情。尤其是我毕业已经一年多，以至再次来到北京时几乎难以找到可信赖的朋友。
去年毕业以后我因为论文遇到问题，难以找到工作，于是还像学生一样生活。但渐渐平静被打破了。晚上有一次睡不着，那晚发现有什么东西在头顶的楼板上面追随我。恐惧之下，我逃走了。但我一时出不了国，也不能这样在恐惧中度过一生，于是我又来到北京修改论文。
论文答辩通过了，虽然没有学位但我感到很满意，因为仅仅是由于有文章没有发表出来。我于是开始参加些环保志愿者的活动，并同时准备出国。但最近似乎类似的情形又出现了 。昨天我搬到一个新的住处时，晚上出现了一年前所感到的情形。心跳加速中醒来，不敢再睡，于是开灯读书。浑身冷汗淋漓，大概当时是半夜一点多。我不敢出门，房东有一个很安全的大门，但是通常不关大门的。到三点多开始听到有声音在试探门窗，幸好我都关好了。我关了灯，等待天亮。
我开始感到，也许有某种技术可以加速心跳，升高血压，以至可以在暗中杀伤他人却不留痕迹。次声波似乎是可以做到这一点的。我于是记起我舅爷的突然去世也许就是由于这个原因。我如果到我舅爷的年龄，大概是过不了昨晚了。我毕业前在蔚秀园住的时候，房东似乎也常常抱怨自己的高血压老犯。于是又记起去年我开始难以入睡是在楼上女生来用过一次电话后发生的。难道他们开始不知道我和房东各住那边卧室，而把房东老太太当成是我了？
想想自己也没有开罪谁到这样的程度。难道是怕我发现舅爷去世的真相，如果有另外的真相的话？记得的确有来自石家庄的一位仅有点头之交同学很奇怪的问我未来打算做什么，并劝我离开北京。我不知道我该怎么做，但可以肯定，我是否在这里说出这些真相对我的命运不会有什么更坏的作用了。因为他们既然这样对我，在清华大学的校园里都敢这么做，那么恐怕什么都做的出来。但我说出，至少对于受到同样威胁和迫害的人会有好处。我也心存一丝希望，希望能得到你们的帮助，毕竟生命是美好的。
舅爷 Sep 2 , 2005
（因为前一天晚上的事情，我终于感到长久以来我怀疑的舅爷的非正常死亡是事实。而且我现在也想起舅爷快走那几年把很多时间拿来睡觉，如厕。我现在知道，其实他当时的睡意和便意都已经被他人操纵和控制。）
今天是抗战胜利六十周年，日本向同盟国投降的日子。我不觉想起我的舅爷了。舅爷是地主家庭出身，37年的时候在四川读大学，但读了西行漫记后就去投奔延安了。问他原因，本以为会讲共产主义的理想，但他只是淡淡地说因为国民党不抗日。
舅爷终究是个书生，在军队没有多少功绩，后来转业到河北邯郸地委党校，任书记。我早在家乡时就听家人充满崇敬的讲起他，但真的见到是到北京之后。舅爷退休后户口转到北大，因为他老伴是北大老师。我初到北京考研，去看过他一次，他第二天就回来看我，我非常感动。此后常常去他家。
坦率的说，舅爷不是很会生活，吃饭简单，家里客人也不多。老伴过世的早，我没有见到。但他身体一向很好，七十岁的年纪还去游泳，常常看些人民日报等。我当时不关心这些大问题，不过出于礼貌我还是会和他聊。
后来临近毕业，我的论文非常麻烦，于是就去的少了。去年春天去给他过了一次生日，后来再接到电话就是说他已经住院了。我磨蹭了几天才去看他，说是脑血栓，心肌梗塞，但影响不是很大，身体状况还很好。但回来没有几天就听说他又抢救了一次。他有女儿女婿照料，我去也起不到什么作用，再加上头疼论文，于是过了一两周再去看他。去时发现他已经很虚弱了。只过了一天，就听说舅爷去世了。
舅爷晚年和女儿同住畅春圆一套仅30余米的房子，可能也是考虑到我的住宿问题（对此我惭愧不已），舅爷希望能照他的行政级别给安排住房。但他的工作单位在邯郸，北大只是户口所在地，认为应当由工作单位解决。他向河北省委申述过，可能他还给中央领导写过信，后来我有了宿舍，具体结果就没有过问。
舅爷走的太突然，我很愧疚没有和他多聊聊，多帮些忙，尤其是快毕业的时候。我有时候甚至怀疑他的去世是因为他开罪了某些极有势力的人。逝者已去，说什么都晚了。希望他在天国一切都好。
生活是灰色的 Oct 3, 2005
（本来情形已经非常危险，我却无法坚持自己的判断。但这篇文字的写作也是感到自己似乎也有沦落到这样地步的可能。后来我还去了石家庄一个亲戚家，但到了才知道，他们在我的窗户外面专门为我准备了探照灯，在我的楼上准备了类似的设备。）
据说有“骗子”母女出现在北大，我仔细看了后发现，被认为是撒谎的说法其实是她们要为自己所以在这里给出一个可被接受的说明。如果认为北大是一个只有在这里学习和工作的人才可进入的地方，那么她们就应当无法入内。但惯例上只有在非常特殊的情况下才有如此的限制，于是就有同学去跟踪了，甚至建议由公安机关强行进行精神病的鉴定。没错，如果发现她们的什么劣迹，以至有了足够的道德上的理由，那么让他们不再出现在校园里似乎就更加理直气壮了。可是这么做究竟有什么必要呢？同时自认为属于这个社区的人们有没有权利这样做呢？
曾经听一位社会学系的老师说过，中国在相当程度上还是乡土中国，农村如此，城市也是如此。很多时候个人还必须从所属于的组织中寻找安全感和身份感，远远没有被确认为独立的存在，更不要说在此基础上进行交往与合作。那母女撒谎的主要目的似乎就是为自己寻找一个虚拟的所从属的组织。谎言的出现似乎是那种建立信任感的方式所要求的，一种既属于我们也属于她们的乡土社会的原则。这种熟人社会的原则也同样使得有同学去跟踪了---为了了解她们的全部生活，以便鉴定是敌，还是友。
可是如果认真去做，你会发现每个人都是特殊的，即便知道他的全部行为你也不大可能完全理解他。那么怎样可能去知道是否可信任呢？这个时候请求强力部门来做精神病鉴定实在是过于荒唐了。对每一个看似奇怪的人做这种猜疑，反映的只是自己内心的恐惧与不宽容。只要没有出现暴力伤害他人权利的事情，就没有理由要求国家介入。自己能够解决的事情不应该推给国家，国家权力是保护社会秩序的，但国家不是父母亲，我们更不是孩子。个人都应该学会自己面对社会，而不是试图处在父母的看护之下。
一个现代社区中，建立信任的原则不能是非敌即友。在熟人社会，每个人的所有方面都是大家所了解的；但现代社区中的成员之间不必定有这样的联系。在熟人社会里，每个人都认为自己就是别人所了解的那样，于是隐私根本就不必要存在。有什么不想为人所知的方面，且不管内容如何，都会成为引发猜疑的起因。而在现代社区中，个人同时属于很多团体，在某个团体中他只扮演一个角色，其他方面是无关的。熟人社会中建立信任的基础是透明，交底的程度就是交心的程度。但对一个现代人来说，很多时候他的角色的总和也不足以定义他。现代社会中生活更多的时候是灰色的，不同程度的灰色，从白到黑的连续谱。黑白分明的情况是极为罕见的，所以非敌即友的原则根本不适用。
也许现代社会中信任的建立的基础首先是尊重个性，也就是不要看见人家和你不一样就要去猜疑，甚至应该学会欣赏差异的存在，因为那可能会是创新的来源。其次是学会尊重他人隐私，学会建立有限的关系，因为这是尊重他人的应有之义。在此基础上的独立个人之间自然会合作和沟通，会达成相互理解，而这将成为信任的来源。其实也有同学这么去做了，去直接找她们谈了。不是在跟踪后以刺探秘密的心态，而是在尊重的基础上试图去理解。
她们的很多说法，比如在光华学习，在中关村二小上学等。这些说法孤立地来看很难证实为是谎言。而上网以后这些信息所以可被认为是谎言，在于我们有一个她们没有的网络空间，信息在交换中显现出真伪。单单就信息的掌握来看，相对于北大学生，她们无疑是非常弱势的。很多同学给予了帮助，且不论后来怎样想，至少当时我相信都是真诚的。我也完全不了解她们，但感觉上还是那句话，这个世界上很多事情是灰色的，不是非黑即白的：要么德行完美非常值得同情帮助，要么就是诈骗，精神病。另外如果因为一个人说过谎话就不应该在其处于困境时给予帮助似乎也没有道理。这些对我们不可能有任何暴力伤害的人，恐怕更需要得到的是关爱，而不是猜疑。总体上说，如果一个社会能够把处在边缘的人群重新整合到社会中，而不是把他们推向暴力机关，也许社会的和谐程度会倾向于更高。
第二次求助Oct 8 , 2005
我在一见如故上以hugo的id发过下面帖子。发这个帖子后，觉得自己的直接观察到的现象虽然可以确信，但背后的原因却很难猜测，于是就搬回原来的小屋住。善良天真的希望得到平静。但前几天，我知道房东被约谈了，然后这几天晚上就出现了类似的感受。于是我晚回，早起，尽量避免在那里，但终究这于我实在太痛苦。
我为什么会被如此对待？我这样一个普通公民，遇到这样的事情，权益究竟如何得到保障？
也许是最后的话 Oct 10, 2005
（我本来打算去南京，但到徐州我下了车。晚上返回北京的时候，火车上不断地有特殊身份的人上来，到后来已经是水泄不通，我被包围了。我错误地睡着了，不清楚得到怎样的伤害。）
前天我发帖子之后，很不合时宜地去了外地，今天早上刚刚回到北京。我感到逃跑也许不是办法，最好的策略还是应该要去面对现实。
我在这个来回的过程中想到，也许对于某些人来说最好的结果是我成了精神病，然后我此前所发表的说法就都成了胡言乱语了。但是看过《追捕》的人都知道，精神健全的人在长期被迫害之后是会真的变成精神病的，这不仅可以通过药物，也可以通过其他技术手段来实现。所以我未来如果真的成了精神病，灵魂去了另一个地方，但身体却成为某些人的玩具之时，恰恰说明我前面帖子中说的都是真的。
我刚刚回来的路上看到有交通协管员在看到我时拿出一张小照片对照，我感到也许自己已经被宣布为某种危险分子了，比如说间歇性精神病，所以需要在发现处于发病状态时报告。另外我回来时在北京站的地铁站买地铁票时，感到有人在我背上轻轻地装作无意地按了一下。似乎插了什么类似针头的东西，而找不到外露的部分，大概在于这个东西是某种有自动钻入功能的高科技产品吧。是不是有自我化解功能，以至一段时间后就寻不到痕迹则目前还未可知。现在有点疼痛的感觉。这个东西大约是改变我的精神状态的尝试的一部分吧。机制如何我也不是很清楚。效果如何，未来自会知道。
一个人被剥夺某种权利的时候，意味着其他人都同时丧失了这种权利，这恐怕是不言自明的。真的希望未来这个民族中的每一个人都能够生活在这样一种环境中，在这里每一个人都拥有选择生活方式的权利，免于恐惧的自由，以及自由表达意见的权利。也许这是我所能说的最后的话了，各位珍重。